9月18日中国十大配资公司，备受关注的电影《731》在全球多地上映。
据网络平台数据，截至下午13点58分，上映首日综合票房破2亿。该片也成为中国影史单片单日总场次榜冠军。
这部由赵林山执导，姜武、王志文、李乃文、孙茜等实力演员联袂出演的影片，讲述了抗战胜利前夕，侵华日军为了扭转战局，在黑龙江哈尔滨平房区开展细菌战研究、屠戮百姓进行人体实验的故事。
9月17日，电影《731》在哈尔滨举行全球首映式。导演赵林山难以抑制激动情绪，哽咽着回忆创作历程：“《731》三个字在大屏幕上亮起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”“在哈尔滨办首映式对逝去的生命是一种告慰！”
演员孙茜在片中饰演编号1213的林素贤，一个兼具医生专业身份与孕妇脆弱特质的囚犯角色。她坦言在这部电影中从未有“演角色”的感觉：“我跟她一起活，跟她一起经历苦难，也会和在那一刻与她一同逝去的人共情。”
孙茜向观众表达敬意：“80年前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——有家，有妈妈，有孩子，有深爱的人。可后来，他们的生命却如电影最后那行字所言，‘这里无人生还’。”她强调，观众的到场与支持“都是将这段真实历史推向世界舞台的力量”。
731部队从1932年至1945年间，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细菌工厂，秘密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。
据原队员供述，1940年至1945年间，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。
日军将鼠疫、霍乱等致命病菌注入受害者体内，在冻伤实验室、毒气实验室等场所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。写下了反人类、反文明、反伦理的罪恶篇章。
电影《731》正是要以影像为证，守护民族的集体记忆。正如赵林山导演所说：“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至暗时刻。我们以铭记之名回望历史，不是为了揭开疼痛的伤疤，而是要让和平的光照耀在人类文明的征途上。”
01
魔窟的诞生
在731部队的档案里，活体实验者被称为“马路大”（日语：原木），他们中有抗日志士、苏联人，更多的是被日军强掳的普通百姓妇孺。
原731部队成员森冈宽介回忆，最残忍的行为是对“马路大”进行活体解剖，“由军医来进行解剖，我们伸不上手。解剖时，是从脖子一直把肚子剖开，内脏全部露了出来。”
一名12岁的哑巴乞儿就遭遇了这样的暴行。他被日军从街头掳来，他因无法言语，连哀求的机会都没有。日军将他强行固定在冰冷的解剖台上，四肢被铁链牢牢锁住，在未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，军医拿起手术刀划开他的胸腔。
男孩拼命扭动身体，眼中满是恐惧与痛苦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呜咽，日军却面无表情地剖开他的内脏，一边观察器官蠕动，一边记录“实验数据”，直至男孩在剧痛中停止呼吸，尸体被直接扔进处理池。
1941年5月，731部队又实施了残忍的“母子蒸烤实验”。他们将一对从东北农村掳来的母子关进特制的密闭高温舱。
随着舱内温度逐渐攀升，母子俩皮肤泛红、大量出汗，孩子开始哭闹，母亲也呼吸困难，却仍死死护住孩子。
日军隔着观察窗记录两人的生理反应，直至舱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，母子俩被活活烤死，日军竟还将尸体拖出解剖，美其名曰“研究高温对人体组织的影响”。
同年8月，“人血置换马血实验”在安达实验场展开。日军抓来10名东北抗联战士，将他们绑在实验台上，用粗劣的针管抽干他们体内的血液，再强行输入马血。最终10人全部惨死，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荒野。
这年冬，日军将抓来的中国、苏联等国俘虏押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，或把他们的手脚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，甚至还让一些受害者直接接触液态氮。
待受害者肢体冻得僵硬结冰时，日军便用木棍狠狠敲击，结冰的肢体应声断裂。受害者在剧痛中撕心裂肺地哀号，日军却面无表情地记录“实验数据”，完全将生命视作无价值的耗材。
1942年3月，日军从哈尔滨周边村庄掳来5名怀孕的妇女，将她们关在牢房中，强迫她们吸入鼠疫杆菌飞沫。
起初，孕妇们出现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日军却不准对她们进行任何治疗，只观察病菌对胎儿的影响。
其中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病情恶化，日军竟直接将她拖上手术台，在无麻醉状态下剖开腹部，活生生取出尚未足月的胎儿，观察胎儿是否感染鼠疫。
其余4名孕妇也在后续一个月内，或因病菌感染惨死，或被日军当作“实验样本”活剖，无一幸免。
同年5月，日军从哈尔滨附近孤儿院掳走8名4至6岁的孩童，将他们单独关在牢笼中。每天，日军都会用注射器将稀释的炭疽杆菌液体强行灌入孩童口中。看着孩童们从哭闹到虚弱昏迷，最终在痛苦中陆续死去，以此研究病菌在儿童体内的感染进程。
7月，5名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被俘后，被押至731部队平房基地。日本女军医高桥加代先给他们注入鼠疫杆菌，染上重度鼠疫后又进行残忍的解剖，其中一人甚至被制成了骨架。
几十年过去，这场残忍的解剖过程深深地印在高桥加代脑海里，一生饱受噩梦的折磨，她说：“日军731部队有多残忍？日本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！”
1945年8月9日，日本战败，731部队为掩盖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罪证，疯狂销毁证据：焚档案、炸设备，屠杀实验者。
8月14日，石井四郎下达了最后的命令：“不准暴露731部队成员的身份；成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；不准从事与731部队相同性质的职业。”
为了将秘密掩盖到底，下达了一条特殊指令：“尽快搬走重要数据，逃离中国。”
731部队从1932年建立至1945年溃败，罪行贯穿整个侵华战争。他们既做活体实验，又将成果用于战场，让原本热闹的村落几周内变死寂，尸体遍野，家破人亡。
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》一书的粗略统计:“日本侵华期间，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，疫情暴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，造成传染病患者约237万人，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。”
02
黑土地上的泣血守望
1941年9月16日，朱云岫和哥哥朱云彤先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，严刑逼问“反日情报”无果。两兄弟被标为“马路大”，被“特别移送”到731部队。
所有中国人自被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起，便从此无名无姓，每人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。因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“马路大”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，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。
远在家中的朱云彤妻子和女儿朱玉芬苦等亲人无果，抗战胜利后才得知真相。
1941年7月，牡丹江暑气未消，19岁的敬兰芝与丈夫朱之盈守着家中的国际反帝情报站联络点，常借送东西传递情报。
一日，日本宪兵队突袭，朱之盈与情报站成员张慧忠等人被捕，敬兰芝随后也被押走并严刑拷打，她始终缄口不言。朱之盈坚称妻子是普通家庭妇女，最终敬兰芝被放回家。
敬兰芝拖着受伤的身体，在组织的帮助下，与张慧忠的妻子龙桂洁一起辗转逃离，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她日夜盼着朱之盈归来，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始终没有丈夫的音讯。
直到两个多月后，她才从零星的消息中得知，因宪兵队审讯无果，朱之盈、张慧忠等人已被秘密“移送”进了731部队。
敬兰芝的叔叔敬恩瑞也被送往731部队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敬兰芝满心忧虑，却仍抱着亲人能归来的微弱希望，这一等便是许多年。
1943年冬，在黑龙江方正县，日军以“防疫检查”抓走李宝珍的父亲，霍乱很快在村里蔓延。
母亲抱着发烧的弟弟，整夜整夜地用湿毛巾给他降温，自己累得倒在炕边就睡着了。弟弟断气时，母亲把他紧紧抱在怀里，直到尸体变冷。
接着，母亲也开始上吐下泻，她拉着李宝珍的手，把一块补丁摞补丁的手帕塞给她：“要活着，记住这一切。”
1944年3月17日，王福山在东北南满铁路被日军抓进了731部队。在监狱中，他看到了许多同胞在被注射病菌之后浑身溃烂，也见过被活体解剖的人留下带血的脏器。
在一个暴雨夜，他和狱友趁看守换岗时逃了出来，狱友为了引开追兵，故意朝反方向跑。
枪声在身后响起时，王福山听见他喊：“活下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！”当他跌跌撞撞跑回村时，看到的只有被烧毁的房屋废墟，亲人都没了。
731的暴行摧毁了中国人的家园，而血泪里的亲情与坚守，不是轻飘飘的回忆，而是钉在历史上的活证据。
正是这份带着体温的坚守，让受害者从未被遗忘，也让后辈在追寻公道时，始终握着最有力的武器：记住亲人的模样，就是守住历史的真相。
03
铭记历史，打响“记忆保卫战”
历史的苦难不该被遗忘，更不该被掩盖。唯有直面真相，讨回公道，才能告慰逝者，让和平的根基更加牢固。
前文中的敬兰芝老人，是第一批“中日民间受害索赔案”的原告之一。上世纪90年代，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”童增找到她时，她已经改名为郭敬兰。
已经年过古稀的敬兰芝老人，身体状况不是太好，可压抑心中几十年的伤痛促使她毅然东渡扶桑，不仅为亲人讨公道，也为让越来越多的731亲历者站出来讨回公道。
1995年，敬兰芝和其他一些受害者一起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日本政府，要求他们谢罪、赔偿。1999年9月，东京地方法院承认“原告所说旧日本军进行非人道迫害是事实”，但驳回了敬兰芝等人的赔偿要求。敬兰芝说：“这两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这官司还要打下去。”
王选祖籍浙江，她的叔叔在731部队发动的浙江义乌崇山村鼠疫细菌战中丧生，亲人的惨死让她自幼便对这段历史心怀隐痛。
1995年，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回到崇山村探亲。此次回乡，她做了详细调查，家乡在抗战时确实流行过鼠疫，全村累计死亡达404人，其中包括她的亲叔叔，这让她想起父亲晚年念念不忘的伤痛，每每提及都痛苦不已。
王选决定探寻真相，为受害者讨回公道。
1995年，王选放弃在日本的稳定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细菌战受害者维权工作中，带着简单的行囊，从浙江乡村到东北平原，一步步寻找散落的证据与证人。
她白天走访老人，夜晚在灯下整理证言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受害者的姓名、遭遇和联系方式。
其间，她遇到了日本记者南香红。南香红被王选的执着所打动，也为731部队的罪行感到震撼，两人从此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为了获取更有力的证据，她们多次赴日查阅厚生劳动省、防卫省的历史档案，面对日本官方的推诿与阻挠，她们坚持不放弃，甚至在档案馆外彻夜守候。
有时为了查阅一份疑似记录细菌战部署的军方旧文件，她们要在档案馆外彻夜守候，等到开馆后第一时间冲进去，在堆积如山的卷宗里逐页翻找。
她们一起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市的受害地区，采访了上千位幸存者，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那些快要被遗忘的故事。
在哈尔滨731遗址，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，王选和南香红趴在冻土上拓印日文标语，手冻僵了就呵气取暖；在浙江义乌崇山村里，她们听八旬老人用方言回忆往事，王选翻译南香红速记，两人常常久坐到饭菜变凉。
一次，她们采访崇山村的一位老人，看着老人因溃烂而变形的小腿，南香红按下快门时，眼泪滴在了相机上，那张照片也成了诉讼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。
有时，她们会为了核实一个细节，往返受害人家中三四次；为了保存老人的口述史料，她们自费购买录音设备，确保每一段证言都清晰可辨。
1997年8月，王选率领180位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，远赴日本，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罪行、公开谢罪并给予赔偿。
第一次开庭时，82岁的林阿婆特意穿上了压箱底的蓝布衫，那是她1940年出嫁时穿的，袖口磨破了边，她用红线仔细缝补过。
她攥着王选的手说：“我丈夫死的时候，身上烂得没一块好肉，我要替他问一句‘为什么’。”诉讼过程中，老人们一次次跨越重洋出庭，有人在飞机上咳得直不起腰，有人开庭时疼得按住胸口，却没人愿意缺席。
2002年冬，79岁的周老汉在东京法庭外突发心脏病，被救护车拉走前，他还念叨着“判决书下来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这场诉讼历时8年，王选和南香红带着受害者们一次次出庭、提交证据，面对日本政府代理人“战争行为已过追诉期”“细菌战无官方记录”的狡辩，她们拿出当年日军士兵的日记、美国解密的731部队调查报告、幸存者的人证和物证，一一驳斥。
2005年1月27日，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，首次在判决书中明确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细菌战，认可了包括义乌崇山村在内的多地受害事实，承认“日军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则” 。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法庭却以“国家无答责”为由，驳回受害者谢罪与赔偿诉求。判决当日，她们陪老人们坐于法庭外，有人落泪有人沉默，却无人放弃。
同年1月28日，王选和南香红共同完成了64万字的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。书中收录了数百张受害者的老照片、手写证言，还有她们在调查中整理的日军细菌战作战地图。书中最让人动容的，是这群老人诉讼的历程。
书中的每一页都在诉说着对正义的渴望。这本书就像一本未写完的“战争日记”，记录着苦难，更记录着为正义而战的勇气。
在她们奔走维权的同时，有一群中国学者也在为留存历史记忆而努力。
1982年起，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开始系统调查731部队罪证，他们走遍平房区的每个角落，走访当年的劳工、附近村民，搜集被日军销毁后残留的实验设备碎片、建筑地基等遗迹。
1985年，在731部队本部遗址（哈尔滨平房区）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正式成立。
建馆初期，工作人员靠着手绘图纸、征集民间文物，一点点还原历史：从村民捐赠的当年日军用过的消毒罐，到幸存者提供的囚服碎片，再到专家们从档案馆复制的731部队成员供词，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凝聚着心血。
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让真相不被掩埋，让正义得到伸张，让和平更加珍贵。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场“记忆保卫战”，有人带着孩子参观731遗址，有人把受害者的故事做成短视频，真相正在被一步步揭开。
今日和平来之不易，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抗争不能忘，所有的流血与牺牲都不敢忘。
电影《731》于9月18日——九一八事变94周年纪念日正式上映。
有网友留言：“918与731，两个不可忘记的数字，共同承载着民族苦难与国仇家恨。”
正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所言：“影片警醒世人铭记历史、捍卫和平，让历史之重化为前行之力。”
历史的回响永不消逝，民族的脊梁永远屹立！
参考来源：
新华日报：俄罗斯发布解密文件揭示731部队人体实验罪行，外交部回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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